老少咸宜，多多益善

　　——讀《日記背后的歷史》叢書有感

　　錢理群

　　這是一套“童書”；但在我的感覺里，這又不只是童書，因為我這七十多歲的老爺爺就讀得津津有味，不亦樂乎。這兩天我在讀叢書中的兩本《王室的逃亡》和《米內邁斯，法老的探險家》時，就有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奇異感覺。作品所寫的法國大革命，是我在中學、大學讀書時就知道的，埃及的法老也是早有耳聞；但這一次閱讀卻由抽象空洞的“知識”變成了似乎是親歷的具體“感受”：我仿佛和法國的外省女孩露易絲一起擠在巴黎小酒店里，聽那些平日誰也不注意的老爹、小伙、姑娘慷慨激昂地議論國事，“眼里閃著奇怪的光芒”，舉杯高喊：“現(xiàn)在的國王不能再隨心所欲地把人關進大牢里去了，這個時代結束了！”齊聲狂歌：“啊，一切都會好的，會好的，會好的------”，我的心都要跳出來了！我又突然置身于3500年前的神奇的“彭特之地”，和出身平民的法老的伴侶、十歲男孩米內邁斯一塊兒，突然遭遇珍禽怪獸，緊張得屏住了呼吸-----。這樣的似真似假的生命體驗實在太棒了！本來，自由穿越時間隧道，和遠古、異域的人神交，這是人的天然本性，是不受年齡限制的；這套童書充分滿足了人性的這一精神欲求，就做到了老少咸宜。在我看來，這就是其魅力所在。

　　而且它還提供了一種閱讀方式：建議家長——爺爺、奶奶、爸爸、媽媽們，自己先讀書，讀出意思、味道，再和孩子一起閱讀，交流。這樣的兩代人、三代人的“共讀”，不僅是引導孩子讀書的最佳途徑，而且營造了全家人圍繞書進行心靈對話的最好環(huán)境和氛圍。這樣的共讀，長期堅持下來，成為習慣，變成家庭生活方式，就自然形成了“精神家園”。這對孩子的健全成長，以致家長自身的精神健康，家庭的和睦，都是至關重要的�！�—這或許是出版這一套及其他類似的童書的更深層次的意義所在。

　　我也就由此想到了與童書的寫作、翻譯和出版相關的一些問題。

　　所謂“童書”，顧名思義，就是給兒童閱讀的書。這里，就有兩個問題：一是如何認識“兒童”？二是我們需要怎樣的“童書”？

　　首先要自問：我們真的懂得兒童了嗎？這是近一百年前“五四”那一代人魯迅、周作人他們就提出過的問題。他們批評成年人不是把孩子看成是“縮小的成人”（魯迅：《我們現(xiàn)在怎樣做父親》），就是視之為“小貓、小狗”，不承認“兒童在生理上心理上，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，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，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。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，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，但一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和價值”（周作人：《兒童的文學》）。

　　正因為不認識、不承認兒童作為“完全的個人”的生理、心理上的“獨立性”，我們在兒童教育，包括童書的編寫上，就經常犯兩個錯誤：一是把成年人的思想、閱讀習慣強加于兒童，完全不顧他們的精神需求與接受能力，進行成年人的說教；二是無視兒童精神需求的豐富性與向上性，低估兒童的智力水平，一味“裝小”，賣弄“幼稚”。這樣的或拔高，或矮化，都會倒了孩子閱讀的胃口，這就是許多孩子不愛上學，不喜歡讀所謂“童書”的重要原因：在孩子們看來，這都是“大人們的童書”，與他們無關，是自己不需要、無興趣的。

　　那么，我們是不是又可以“一切以兒童的興趣”為轉移呢？這里，也有兩個問題。一是把兒童的興趣看得過分狹窄，在一些老師和童書的作者、出版者眼里，兒童就是喜歡童話，魔幻小說，把童書限制在幾種文類、有數(shù)題材上，結果是作繭自縛。其二，我們不能把對兒童獨立性的尊重簡單地變成“兒童中心主義”，而忽視了成年人的“引導”作用，放棄“教育”的責任——當然，這樣的教育和引導，又必須從兒童自身的特點出發(fā)，尊重與發(fā)揮兒童的自主性。就以這一套講述歷史文化的叢書《日記背后的歷史》而言，盡管如前所說，它從根本上是符合人性本身的精神需求的，但這樣的需求，在兒童那里，卻未必是自發(fā)的興趣，而必須有引導。歷史教育應該是孩子們的素質教育不可缺失的部分，我們需要這樣的讓孩子走近歷史，開闊視野的，人文歷史知識方面的讀物。而這套書編寫的最大特點，是通過一個個少年的日記讓小讀者親歷一個歷史事件發(fā)生的前后，引導小讀者進入歷史名人的生活——如《王室的逃亡》里的法國大革命和路易十六國王、王后；《米內邁斯：法老的探險家》里的彭特之地的探險和國王圖特摩斯，連小主人翁米內邁斯也是實有的歷史人物。每本書講述的都是“日記背后的歷史”，日記和故事是虛構的，但故事發(fā)生的歷史背景和史實細節(jié)卻是真實的，這樣的文學與歷史的結合，故事真實感與歷史真實性的結合，是極有創(chuàng)造性的。它巧妙地將引導孩子進入歷史的教育目的與孩子的興趣、可接受性結合起來，兒童讀者自會通過這樣的講述世界歷史的文學故事，從小就獲得一種歷史感和世界視野，這就為孩子一生的成長奠定了一個堅實、闊大的基礎，在全球化的時代，這是一個人的不可或缺的精神素質，其意義與影響是深遠的。我們如果因為這樣的教育似乎與應試無關，而加以忽略，那將是短見的。

　　這又涉及一個問題：我們需要怎樣的童書？前不久讀到兒童文學評論家劉緒源先生的一篇文章，他提出要將“商業(yè)童書”與“兒童文學中的頂尖藝術品”作一個區(qū)分（《中國童書真的“大勝”了嗎？》，載2013年12月13日《文匯讀書周報》），這是有道理的�；蛟S還有一種“應試童書”。這里不準備對這三類童書作價值評價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在中國當下社會與教育體制下，它們都有存在的必要，也就是說，如同整個社會文化應該是多元的，童書同樣應該是多元的，以滿足兒童與社會的多樣需求。但我想要強調的是，鑒于許多人都把應試童書和商業(yè)童書看作是童書的全部，今天提出藝術品童書的意義，為其呼吁與鼓吹，是必要與及時的。這背后是有一個理念的：一切要著眼于孩子一生的長遠、全面、健康的發(fā)展。

　　因此，我要說，《日記背后的歷史》這樣的歷史文化叢書，多多益善！